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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能保持競爭力嗎?
www.jpbljc.tw    發布時間:2012-09-29 13:30    欄目類別:熱點關注

  1776年,北美13個殖民地開始反英獨立斗爭的同一年,亞當?斯密發表了《國富論》。從那時起,經濟學家就一直試圖理解,是哪些因素讓一個國家的經濟更具競爭力。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,因為一個國家的繁榮,以及一國民眾物質上的舒適和滿足,依賴于經濟生產率的提升。

  由于一天的時間只有24小時,一年只有365天,而且由于一國的資源稟賦通常不會發生巨大的變化,因此,只有每個人的生產率的提升,才能讓一個國家變得更富裕。舉例來說,一個中國的農民,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勞作,而是進入生產高質量服裝的工廠,他的生產率就會大大提升。因為他不再使用傳統的、低效的工具,而是在一種高效的工廠機制中,操作新機器,與許多其他工人共事,工廠的產品最終在有需求的市場上出售。

  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,最重要的問題是,一個國家生產率的提升,只是因為使用了更多的機器和勞動力,還是同時有別的原因。這些“別的原因”叫做“全要素生產率”(TFP),就是通過以新的、更好的方式將機器和工人結合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升。大體上說,這些新的方式來源于科技的進步。所有的發達經濟體,例如美國或日本,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來實現更大程度的繁榮的,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機器。

  1997年以來的每年夏天,世界經濟論壇都會發布各國競爭力報告,對不同國家的經濟和商業競爭力進行排名。世界經濟論壇的“全球競爭力報告”已經變得越來越精細化,現在其隨附的數據表已經達到500多頁。對于考察各國國民財富的排名情況,以及理解繁榮是如何被創造的,這是一種細致的、成功的努力。

  從2000年以來,中國在“全球競爭力指數”(GCI)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過任何其他國家。十年前的2002年,中國排在第47位,位于烏拉圭之后,巴拿馬之前。2012年,中國已排到第29位,低于新西蘭和文萊,高于愛爾蘭和波多黎各。在這十年里,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香港、臺灣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,而法國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印度和巴西的排名顯著下降。但是在2012年,中國在GCI中的排名其實是從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,現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。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競爭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,中國國家繁榮提升的速度將會放慢?

  GCI結果的計算,是基于三個主要的度量標準:(1)基本的前提條件(例如基礎性設施、醫療和初等教育);(2)能提升效率的因素(例如市場的有效化、更高水平的教育、金融市場的完善、科技條件的完備);(3)創新和企業經營精細化因素(例如新專利的數目、科學家儲備)。前兩個度量標準,基本上對應的是勞動力和資本增加帶來的生產率提升,例如更多的工人、更多的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,以及通過銀行貸款提供更多營運資金。而第三個度量標準,即創新和科技的改善,則集中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。GCI排名最高的20個國家(以瑞士、新加坡、芬蘭、瑞典和荷蘭為首),在第三項度量標準(創新和企業經營成熟度)上都有很高的得分。這些國家都在創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。

  如果考慮一下中國在1980年的處境,很顯然,這個有著龐大的貧窮農業人口的國家,能在不到30年時間里躋身GCI排名最高的30個國家之列,達到傲視群雄的高度,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。但中國的任務并未完成。仍有數億人口需要脫離貧困,而中國眾所周知的、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的人口結構問題,讓這個任務變得更為復雜。中國必須繼續創造繁榮。當然,你可以說GCI只是一個相對的衡量標準,在我們把中國的國家繁榮程度和其他國家比較時,其他國家并不是靜止不動,而是也在不斷前進的。但是,中國在2012年的成績確實比前兩年有所遜色。下降,就是在走向錯誤的方向。

  中國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達到第29位,是因為它第一項標準的得分不錯,第二項的得分則非常高。在一些衡量標準,例如飛機座位數量、鐵路基礎設施質量和初等教育入學人數上,中國的表現很好。但中國的經商環境仍然落在發達國家后面,而且在一些指標上的得分很差,例如企業承擔的總體稅率、貿易壁壘、創辦企業的難度、進口滲透等方面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規范比較落后,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不足束縛了中小企業,讓它們難以獲得經營資金。不過,為了讓中國的競爭力繼續提升,最最需要中國實現巨大改變的方面,還是在科技的完善度、企業經營的精細度和創新方面。低水平的競爭優勢,本地供應商、生產流程、市場營銷和管理的低質量,都在拖中國經濟的后腿。中國在創新潛力方面的得分很高,但在科學研究質量、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儲備等方面,表現得要差得多。

  2012年GCI報告所傳遞的訊息是,如果中國希望自身的繁榮程度繼續提升,它就必須繼續對外開放,并改革國內經濟。它不能原地踏步。2012年2月,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合作發布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,該報告指出了中國要繼續改善自身境況所需走的道路。這個道路并不好走,但至少它是清晰的,它包括:(1)實施基于市場的改革來增強經濟活力;(2)加速創新;(3)走向“綠色經濟”;(4)為所有中國公民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社會保障;(5)增強稅基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;(6)改善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,并進一步對外開放。

 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公布時,在中國政府的一些部門激起了強烈的負面情緒,也引起了中國一些主宰性的、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的不滿。中國最有才能的學生中,有太多把自己畢業之后的雄心寄托在進入政府或大型國有企業上。中國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學生送進中央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。但更多的中國好大學畢業的學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業里,需要讓他們看到令人激動的、有價值的職業前景,以及不俗的經濟回報。中國必須改善創業企業和小企業的成長環境。要做到這一點,就必須讓它們能通過更好的渠道來獲取利息合理的貸款,并提供一個能保護個人企業所有權、品牌所有權的法律環境。要實現給所有中國人帶來有尊嚴的生活的目標,中國必須鼓勵和支持私人企業。

  “2030年中國發展戰略”所設定的一系列方向,需要執行的決心和毅力。如果不執行,中國就必然面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。中國在“全球競爭力指數”中的排名,為考察中國的國家繁榮程度提供了一個年度的切入點,這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工作。不過現在人們不禁要問:到2022年的時候,中國的GCI排名會比2012年高嗎?還是會降低?中國自身將采取什么樣的行動,將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。


  (注:作者賈爾斯·錢斯(Giles Chance)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,著有《中國準備好了嗎?危機后的世界新秩序》一書。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。本文編輯,FT中文網劉波 [email protected]。)

(來源:2012年09月28日 FT中文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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